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
这一重大判断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种意义？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该从何处着手？为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董小君。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脉相承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判断，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何种意义？
董小君：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者一脉相承，其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高度一致的。
理论上，“高质量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二大至十八大一直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思想不断变革，经济发展的理论不断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党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21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这是“发展是硬道理”内涵的一次升华；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内涵。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从经济增长的过程看，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及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从经济增长的结果看，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增长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变化，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
实践上，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推进的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性，又具有中国式的特殊性。从一般性来看，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世界现代化的量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均GDP、农业产值占比、非农就业占比、服务业占比、城镇化率、大学普及率、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医生情况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有可能在这些量化指标方面取得更好成绩。从特殊性来看，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扎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无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打下扎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表现在“发展”质量的变革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您认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
董小君：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实质上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质量和效益替代规模和增速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内涵看，高质量发展表现为“发展”质量的变革。其内涵是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而非单纯的制造业的“产品质量”。从世界各国经验看，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都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实现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从发展过程看，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效率变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低效率洼地，在生产要素投入既定的情况下产出的提升缓慢，从而使得经济系统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推进效率提升是我国新阶段下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不仅要提高单一生产要素的效率，而且要提高生产要素组合的效率。
从发展模式看，高质量发展表现为动力变革。从国际经验看，创新驱动是转型的关键。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简单粗放的要素投入已经不具有竞争力，更需要科学技术、制度机制、管理方式等创新，才能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竞争力。
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五个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董小君：从系统观看，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多个维度，不仅仅指经济增长，还包括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提升，具体体现在五个转型。
一是从投资导向向创新导向转型。国家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在发展程度较低时，选择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程度达到一定高度时，就会选择创新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方式。中国正在努力使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创新环境改善方面，政府不仅加大了在创新方面的财政投入，而且给企业和创新者减负。在创新过程完善方面，政府通过协助企业构建专业化高水平研发平台，吸引科创资源在平台集聚。在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方面，高校或科研机构与企业加强合作，让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二是从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型。区域和城乡经济从“非均衡”转向“均衡”发展的动态演变，是基于我国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实际情况，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布局战略手段。协调发展的目标不是简单地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而是缩小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当前，我国正从要素流动、就业收入、产业培育等惠及民生的方面全面加速城乡及各区域间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造平衡发展的新格局。
三是从高碳增长向低碳增长转型。纵观全球，通过绿色发展来实现气候目标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和共识路径。中国已向国际社会宣布“双碳”目标，这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决策。但是，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我国只有30年，任务极其艰巨。在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
四是从流动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型。在新一轮开放中，中国要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规则层面深入融合全球化体系，通过制度性开放进一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水平。如果说，通过上一轮的流动性开放，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获得了商品、资本、技术等狭义的经济要素，那么，在新一轮的制度性开放中，中国能够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获得规则、管理、标准等广义的经济社会要素。
五是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转型。20世纪80年代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实践到理论掀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可以说，脱贫攻坚战，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作者：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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